六七看书

第三章（第3页）

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，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。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，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。

有趣的是，在同一篇文里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“且向所藉口者，或以灰税未除。而本县业已议豁，又复何辞！“后面忽然又说“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，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。”—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，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……

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，说到底还是好面子。灰税之争，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，但官府不能错，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，否则官威何在？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，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，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，免了税还闹事。

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，导致民众抗议，知县急忙弥补救火。这么一挪移，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，无知民众无理取闹，官府耐心安抚解释。

效果完全不一样了。

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，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。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，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，没往徽州府踢。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也不必再深究了，大笔一挥，照准执行。

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，现在经徽州府批准，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。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，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，立于船槽岭进山处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
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二月十五日，这块石碑制作完毕，并在一干徽州、婺源官员、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国观下，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。

石碑的背面，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—现在叫正式通知，不算太长，姑录于下：

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，以培地脉，以振人文事。

据本县申查，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。奉批览图，峰峦秀耸，内如三龙会脉，两湖中央，月峰左峙，日峰右起，文笔砚池，种种奇绝。惜哉，伤于思民之手！盖缘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，则前志遗漏之罪也。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？灰税驾指，又经县豁。此后，有敢盗采者，官府学校共仇之。此郡邑得为、当为、可为事理，不必转达院道也。仰县即竖石，大书严禁，有犯者许人讦告，从重究罪。仍编纂一条，补入郡志山川款中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此缴。

这篇通知为梁应泽的手笔，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。比如他说龙脉被毁，是因为“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”，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，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；再比如他又说“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”，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梁应泽提到灰税时，用了一个词：灰税驾指。“驾”是圣驾，“指”是到达、去向，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。

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吗？怎么突然如此大胆？

原因说来简单。两个月前，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，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，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，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，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，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。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，就此告终。

既然朝廷都取消矿税了，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，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。

在这篇文章的下方，还有一系列落款。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，以及同知、通判、推官三人，囊括了整个微州府的前四名高官。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官—知县金汝谐、县丞马孟复、主薄孙良佐、典史郑大成，以及县学的教谕、训导等人。

等一下，婺源知县的名字，似乎不太一样了。

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，谭昌言父亲去世，已经丁忧离职。禁烧保龙，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，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“前任知县”的位置。名单再接下来，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：汪应姣、游应乾、余一龙、汪以时、余启元、余懋衡…在名单最后，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。

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。

在石碑的正面，则刻有“严禁伐石烧灰”的禁令正文。正文很短，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，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。是文下方的落款，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。